赵人伟 | 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
赵人伟 |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六届获奖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内容提要：
本文对“巴山轮会议”的背景和内容进行了回顾，指出这次会议的大背景是经济体制改革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转折时刻，这次会议的小背景则是1984—1985年间我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的情况，从而对转型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宏观管理需要进行会诊。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东欧和西方的经济学家。会议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过渡步骤、宏观调控的手段、宏观调控的条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作者除了回顾以外，还联系到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对进一步推动下一步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巴山轮会议部分与会者的合影
1985年9月在航行于长江的巴山号邮轮上召开了一次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著名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的。这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转折时刻所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从9月2日巴山轮自重庆起航时开始，至9月7日到达武汉时结束，历时六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1985；刘国光等，1985）。
在介绍会议的内容以前，先了解一下当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背景是有必要的。
我想从当时经济改革所处的大背景谈起。当时农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的重点正在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的改革比农村的改革要复杂得多，它要求改革国有企业，把微观经济搞活，从而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上要触动计划经济的核心——实物指令性计划，并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众所周知，我国从1978 年底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经济生活有迫切需要但理论准备又颇为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尽管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从东欧的改革中学习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理论和经验，但直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决策者（常常被称为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者（常常被称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对市场经济如何运转和调控，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如何转向市场经济（详后），仍然是相当陌生的。因此，把中外经济学家聚集在一起研讨中国经济中的热点问题，就成为中国人总结自身的经验和借鉴外国的经验的一次良好的机会。可见, 我国以农村为重点的改革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 是巴山轮会议应运而生的重要背景之一。
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探索是一个历史过程。把巴山轮会议放到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是颇有意思的。众所周知，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是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在经济生活中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的作用。1979年春在无锡召开的价值规律讨论会，强调的也是如此。不过，当时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学术界，从总体上来说都还在探索如何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大框框。正因为如此，1982年秋举行的中共十二大仍然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强调的是指令性计划。不过，这种情况到了1984年有了较大的转机和进展：1984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强调的是缩小指令性计划。我认为，这是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或转折性的一步。尽管在表述上同后来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仍然有所区别，但是，既然从总体上确立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那就为广大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一个讨论如何走上市场经济的广阔空间。我认为，这是1985年能够举行巴山轮会议的重要背景。试想，如果当时还处在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和指令性计划为主的情况下，难道能够举办这样的研讨会吗？人们常常说，中国自从1978年底以来的改革是市场取向的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1978年底至1984年秋的改革，在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还仅仅是做了一点破题的工作（或称起始而非转折的工作），换言之，还仅仅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中“嵌入”（built-in）市场机制，还没有把整个经济的运转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然而，1984年的《决定》则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或者说有了一个转折点。
以上所说的是巴山轮会议的经济转型背景，或称大背景。应该说，巴山轮会议还面临着一个1984年下半年至1985年上半年所出现的经济过热的背景，或称小背景（直接背景）。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不仅提出了如上所述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而且提出了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上下对于改革和发展的热情都十分高涨，各地纷纷要求扩大投资规模，在提工资和发奖金方面也竞相攀比；财政上实行分灶吃饭，货币和信贷上实行扩张政策。到1985年初，出现了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的局面。这种局面的集中表现则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不利于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
在巴山轮会议期间，薛暮桥、马洪、李克穆、吴敬琏的合影（从左至右）
正如薛暮桥同志在巴山轮会议的开幕辞中所说的：“要把微观经济搞活，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现在我们还不善于加强宏观管理，所以，微观放活以后就出现了许多漏洞。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就出现了银行信贷基金失控和消费基金失控，给今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增加了困难……防止消费基金失控，特别是防止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所造成的信贷失控，是我国目前宏观控制中重大的问题”（薛暮桥，1985）。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副院长和我为会议提供的文章中也对当时经济过热的背景进行了如下的概括：一、经济增长速度过快，1984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14.2%,1985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3.1%。二、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的情况加剧, 198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8%，银行在工资、奖金方面的现金支出增长22.3%,大大高于国民收入增长12%的速度。三、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1984年银行贷款总额增长28.9%，货币流通量相应增加（刘国光、赵人伟，1985）。林重庚先生在研讨会的综述中也对当时经济过热的状况作了如下的描述：一、信贷过分扩大，重要原料、能源及交通短缺和紧张，导致在许多情况下国家规定的牌价和市场价格之间差距巨大。二、国际收支平衡的急剧恶化。三、工资—物价的螺旋形上升，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大（林重庚，1985）。
应该说，上述的大背景（经济转型背景）和小背景（经济过热背景）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叠合或叠加（overlap）在一起的。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研讨宏观经济管理问题，就不仅要涉及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一般问题，而且要涉及经济转型初始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特殊问题；不仅要涉及间接调控中的普遍性问题，而且要涉及直接调控逐步放弃和间接调控尚未相应地建立和健全条件下的特殊问题。对于与会者来说，参加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利于研究中国这个特殊的案例（case），而且也有利于丰富对市场经济和转型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国际经验。
与会的国外专家是由世界银行的林重庚先生出面邀请来的。这些专家都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在各自的相关领域具有代表性。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 James Tobin)对非集中性经济的宏观调控及其手段具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和弗·布鲁斯（W·Brus）则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病以及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具有独到的见解。阿莱克·凯恩克劳斯（Alexander Cairncross） 不仅对发达市场经济体系的宏观管理具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对英国在二战以后从战时的硬控制经济到和平时期的软控制经济的过渡具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奥特玛·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则对战后德国经济复兴中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具有独特的经验。其它外国专家,如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拜特( Aleksander Bait)、美国的里罗尔·琼斯( Leroy Jones)、法国的米歇尔·阿尔伯特( Michel Albert)和日本的小林实，也都在经济研究或经济决策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与会的国内专家主要是来自政府决策部门的经济工作者和来自研究部门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在他们中，既有像薛暮桥、安志文、马洪这样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也有像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这样相对中年的经济学家，还有像郭树清、楼继伟这样年轻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的年龄和工作岗位不同，但当时都是矢志改革并站在改革前沿的经济学家。
可见，这次会议的与会人员基本上是由三部分人构成的：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经济决策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自东欧的或对东欧的改革富有经验的经济学家；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经济转型富有经验的经济学家。从与会人员的组成可以看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仅仅吸取东欧的经验、停留于在中央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引入市场机制，而是要进一步吸取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经验以及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验。换言之，与会人员的组成同上述经济转型出现转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林重庚，2008）。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与会的专家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认为这是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前提。
科尔奈教授在研讨会专题发言的一开始就对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亚诺什·科尔奈，1985a）。他把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协调机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协调机制，一种是市场协调机制。第一种机制的特点是，在上下级之间存在着纵向的信息流，从属关系占主导地位，整个经济呈现为集中化的状态。第二种机制的特点是，在买方和卖方之间存在着横向的信息流，买方和卖方处于同一个层次，不存在从属关系，决策是非集中化的。这两种协调机制可以用两个示意图来表示。
在这两个示意图中，从企业1到企业2，和从企业2到企业3，都有商品的流动，这些商品流动用实线来表示。在两张图中也反映出有信息流，这些信息流则用虚线来表示，它们调节着实际存在的商品流。在图1中，这种信息流以垂直方向从一个“中心”流向企业，并从企业返回“中心”。这代表了行政协调形式。在图2 中，信息流以水平方向从某一企业流向另一企业，从买方流向卖方，又从卖方流回买方。这代表了市场协调形式。
在上述两种协调机制中，每一种类型又有两种具体形态。行政协调分为直接的行政协调（ⅠA ）和间接的行政协调（ⅠB）；市场协调分为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A） 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科尔奈教授认为，真正有效的改革应当把ⅡB作为目标模式。
科尔奈教授在对四种模式作了简单的描述以后指出，ⅡA的特点是在取消了行政指令性控制以后，并没有发展起新的宏观调控系统，经济过程完全受市场机制自发的和盲目的调节和引导。这种模式并不可取，而且，作为一个国家，这种模式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在改革过程中，从ⅠA走出来以后，往往会走到ⅠB。他说，走到ⅠB 模式，作为一种过渡是可以的，但也存在着在ⅠB 停留下来的危险。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坚持不懈，即使需要经过ⅠB 模式，也千万不要忘记ⅡB 这个真正的目标。他认为，在ⅠB 模式中，企业有双重依赖，即横向依赖和纵向依赖。横向依赖是对买方和卖方的依赖，纵向依赖是对上级权力机构的依赖。其中，纵向依赖占主导地位。形象地说，企业领导人有两只眼睛，一只盯着上级主管机关，一只盯着市场，但主要是看上级的意图行事（亚诺什·科尔奈，1985b）。
与会的专家大都沿用科尔奈教授的划分进行讨论，而且原则上也同意ⅡB 模式作为改革的目标。布鲁斯对ⅡB模式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没有提出不同看法，不过，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则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中国经济改革起点不是ⅠA, 甚至可以说是半个ⅠA。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之初，有一些方面连ⅠA也没有达到，例如，中国没有劳动力市场，这是同东欧国家不同的。这个观点同布鲁斯在1980 年来华讲学时所说的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准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有别于前苏联和东欧改革的起点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布鲁斯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半个ⅠA到ⅡB “是一次真正的长征”（郭树清等，1985）。
（二）体制转换的方式和渐进方式下的双重体制
在巴山轮会议以前，国内外经济学界已经对体制转换的方式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讨论。有人主张“一揽子”的方式，有人则主张“渐进”的方式。根据东欧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布鲁斯和科尔奈都曾经认为，渐进方式会导致“交通规则的混乱”，不如采取“一揽子”方式。
经过在巴山轮会议上中外经济学家的讨论，大家的认识都有所提高，分歧也有所缩小。有以下几点似乎已经达到了共识：第一，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经济落后、二元结构、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改革的起点低等），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转换时间。第二，根据六年多来改革的初步经验，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例如，从农村的改革推进到城市的改革，从运行机制的改革推进到所有制的改革，从沿海地区的改革发展到内地的改革，等等。第三，不能把改革的两种方式绝对对立起来，把“一揽子”方式看成只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实行全面配套的改革，而把“渐进”方式看成是旷日持久的和枝枝节节、碰碰撞撞的改革。
有的经济学家还进一步分析说，对经济体制改革方式和步骤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例如，科尔奈认为，相对来说，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应该具有较多的渐进性，而运行机制的改革（如价格改革、工资改革、财政和货币手段的运用、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等）则应该更多地考虑各项改革彼此配套的问题，从而应较多地考虑“一揽子”的问题。凯恩克劳斯则进一步补充说，改革如果要“一揽子”进行，必须有总供给和总需求比较平衡的前提条件，但进行改革的国家开始时往往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改革应该一步一步地走，采取渐进的逐步过渡的办法（阿·凯恩克劳斯，1985）。他介绍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经济所采取的控制形式，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控制形式有许多类似之处。英国战后从硬控制型经济（以控制各项实物的供给为主的经济）过渡到软控制型经济（以控制总需求为主的经济），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约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其中对外汇的控制一直延续到1979年才取消。
在改革采取逐步推进方式的情况下，双重体制在一个时期内并存的局面就不可避免。我国的改革，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展的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走上了新老双重体制并存的轨道。其中，同一产品的双重价格体制是整个双重体制的集中表现——同一种产品，计划内实行较低的计划价格，计划外则实行较高的市场价格。
在研讨会上，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对双重体制的利弊作了观点几乎一致的分析。大家都认为，实行双轨过渡是为了避免改革中的大震荡，但双重体制的并存也必然带来摩擦和紊乱，因此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不能持续太久。正如布鲁斯所说的，从配给体制向商品体制过渡时，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消费品方面实行过双重价格，但中国在生产资料方面也实行双重价格，这可能是一项有益的发明创造。它是从旧体制进入新体制的桥梁，借助于这一桥梁，可以从行政的、官定的价格体系比较平稳地过渡到市场价格体系。但由于双重价格具有明显的消极面，因此持续的时间不能太久。
在讨论中，国内外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双重体制下的宏观管理比旧体制下的宏观管理或新体制下的宏观管理都要复杂的多，这是对改革者提出的严重挑战。
(三) 实行间接调控的主要手段
与会专家认为，要实现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必须在松开国家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的同时，加强间接调控。直接控制的特点是对实物资源进行从上到下的行政性直接配置。那么，间接控制的重点和手段是什么呢？托宾认为，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有三个：一是维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二是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三是维持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稳定。三者之中第一条，即维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是主要的。由于对总供给难以实行集中管理，所以，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是对总需求的调节。
以控制总需求为重点的间接调控主要有下面所述的四种手段。由于中国还处在转型的过程之中，换言之，还处在从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的转变过程之中，因此，这些间接手段的运用也是一个发展过程。
（1）财政政策
有的学者指出，一谈到间接的宏观调控，人们往往强调货币政策，但应该看到，财政预算才是控制总需求稳定的基础。凯恩克劳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在避免过度需求方面并没有使用货币政策，因为通过利率来影响投资的过程比较缓慢，而通过财政政策则见效较快，一旦财政预算出现盈余，整个局面就会改观。有的专家指出，拉美国家往往是财政赤字有多大，货币发行就有多大，造成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这从反面说明了保持财政预算平衡的重要性。
在保持财政预算平衡的前提下，是实行略有盈余的预算好，还是实行略有赤字的预算好，则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时，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实行盈余预算；反之，当总需求不足时，应该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实行赤字预算。财政政策从两个方面影响总需求：一是调节政府自己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即调节政府的支出；二是通过税收和补贴调节企业和个人的支出。在需求不足时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增加补贴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在需求过度时通过紧缩政府开支、增加税收、减少补贴来控制总需求，实现预算的平衡。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不宜采用“创造货币”（例如向银行透支）的办法来筹措财源，必要时则可以用发行债券的办法来调节和抑制总需求。政府发行债券同增加税收的共同点是都可以抑制总需求, 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那就是：增加税收会导致个人和企业拥有的财富的减少；而发行债券则只能把个人和企业的购买力转移给政府但并不减少购买债券者拥有的财富。因此，发行债券不失为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
（2）货币政策
与会的外国专家介绍了西方国家运用货币政策进行间接的宏观调控的经验，也对中国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了分析。埃明格尔和托宾介绍说，西方国家运用货币政策的核心是控制货币的总供应量，而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总量主要是通过控制银行贷款来进行的，其具体办法有三条：一是规定商业银行要在中央银行存入存款准备金；二是调整再贴现率；三是“公开市场”买卖有价证券。
不过，与会的外国专家认为，根据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公开市场”操作的条件还不具备。至于利率这一重要手段，在中国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专家们认为，要使利率发挥杠杆作用，就必须使名义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否则，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人们将不愿意存款，而贷款者则会滥用借来的钱。埃明格尔甚至说，当前实际利率即使提高到1—2%，仍不足以遏制过度需求，应该使其提高到4%以上，才能使企业不敢轻易贷款。存款准备金的制度则要根据存款流动性的大小来确定不同存款的准备金比例，例如，对于随时会支付的支票存款要规定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而对于储蓄存款则可以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制度等间接调控手段都还未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托宾和埃明格尔都认为，中国用信贷投放总额代替货币供应总量作为控制总需求膨胀的指标可能更为现实。与此同时，还要认真探索建立和健全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逐步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以便逐步过渡到间接控制为主的货币和信贷管理。
与会的专家们还讨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搭配的问题。从原则上来说，两种政策的松紧搭配有四种组合形态，即：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组合呢？当时的中国，由于旧体制所固有的“扩展冲动”、“投资饥渴”等倾向依然存在，加上微观经济放活以后又增加了“消费饥渴”的倾向，形成了需求膨胀的强大压力。在讨论中，托宾、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等人都认为，当时的中国应该采取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的组合，即不仅要严格控制信贷和货币，而且要促使财政预算达到收支平衡，并力求有所结余。并且他们三人说，他们属于不同的学派，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讨论各个国家的经济问题时也经常发生各种意见分歧，但现在对中国的这一问题却取得了如此一致的意见，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加以重视。
(3)收入政策
如前所述，从1984年下半年以来的工资失控和消费基金膨胀是我国当时所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所以，与会的专家们对于如何运用收入政策对工资（和奖金等）的增长进行控制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普遍认为，控制工资增长是战胜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有效武器。托宾指出，最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只能对付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而战胜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武器是个人收入分配政策，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决不能放弃对工资增长的控制。与会专家分别介绍了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匈牙利和日本在控制工资方面做得比较好，保持了币值的稳定；而南斯拉夫则缺乏对收入分配的宏观控制，出现了高度的通货膨胀。他们建议，中国必须控制在现金的货币供应量中占很大比重的工资，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
与会专家们还对工资增长率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从理论上讲，名义工资增长率的变化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两个因素的变化，但在实践中则很难对通货膨胀率做出预期。根据联邦德国的经验，工会总是要求工资的上升包括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这一因素，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为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定下基调，从而造成工资与物价螺旋式上升的局面。这是一个教训，值得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加以借鉴。不过，与会的专家们认为，工资增长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一条，则是必须守住的。埃明格尔甚至认为，中国面临的是通货膨胀、需求过度、外贸逆差、建设资金不足等情况，工资增长率不但不应该超过而且应该略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与会的外国专家还对我国国有企业实行工资增长同利润挂钩的办法提出了异议。因为，国有企业利润的增长往往同国家的投资和资源条件等外部因素有直接关系，如果由此而使部分企业工资增长过快，就会在企业之间产生攀比效应，使工资增长过快的势头蔓延到其它企业。于是，企业就会把工资成本的提高转移到产品的价格上去。这样，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压力，导致通货膨胀。
至于用什么办法来控制工资，专家们认为，不应该控制工资总额，而应该控制平均工资或小时工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必须是真正做出了超额贡献的企业和个人。
（4）国际收支
控制对外经济关系，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布鲁斯说，控制对外经济关系同控制投资和控制收入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三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控制对外经济关系，并不是要国家垄断对外贸易，而是要使国家保持应有的支付能力，在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使外国的经济变动不至于自动地和全面地引起国内经济的变化，而是经过国家评价和过滤后，有选择地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来，做到为我所用。托宾认为，在外汇平衡问题上放弃直接控制而转向间接平衡，对中国来说还不是目前或近期的事，而是未来的事，没有必要牺牲国内宏观经济的平衡来换取外汇的平衡。凯恩克劳斯介绍英国的经验时说，像英国这样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也是直到1979年才废除对外汇的控制。他们都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都还不具备放弃外汇控制的条件，都不可能实现外汇的自由兑换。
（四）实行间接调控的重要条件
与会专家们指出，宏观经济运行同微观经济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宏观经济间接调控体系，不仅取决于宏观经济管理机制是否合理，各种手段和政策措施是否得当，而且也取决于微观经济单位能否对宏观间接调控措施做出及时的和灵活的反应，以及宏观经济管理的其它条件是否具备并与之相适应。专家们认为，实行间接调控的必要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条：
（1）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
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这一概念是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后来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和使用。在研讨中，国内外的专家一致认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关系中的一个严重弊端。在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企业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负盈亏。当企业遇到入不敷出的困难时，往往可以通过软价格、软补贴、软税收、软信贷等途径从国家得到补偿或把自身的困难转嫁出去。这种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不改变，国家的上述各种调控手段，包括税率、利率、汇率等都不可能促使企业做出灵活的反应，努力改善自身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科尔奈把预算软约束条件下的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比作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并认为只有改变这种“父爱式”的关怀，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才能使企业把两只眼睛都盯住市场，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效率；也只有在新的情况下，上述间接调控的各种手段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讨论中，一些中国专家指出，我国在转入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以后，在搞活微观经济方面，往往强调对企业放权让利，而忽视增强企业自身的责任；在宏观调控方面，则偏重于发出调节的信号，而忽视调节对象对这些信号做出的反应。因此，硬化企业预算约束的理论和经验，对于我国在改革中如何改进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的关系是很有启发的。
（2）培育市场体系
专家们一致认为，实行有效的宏观经济间接管理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特别要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商品市场和资金市场（或资本市场capital market）。
首先要全面开放商品市场，包括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专家们指出，对产品实行实物供给的办法，只有在战争时期是可以接受的。在和平时期，不应该依靠组织实物供给，而主要应该进行需求管理。如果和平时期继续运用实物供给的办法，就会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阻碍竞争，使经济的发展失去动力，从而付出昂贵的代价。过去中国在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理论指导下，商品市场仅限于消费品，而对生产资料一直实行实物调拨的办法。这种办法应该随着指令性计划的逐步取消而相应地逐步取消。
其次是要开放要素市场。专家们认为，没有一个正常的要素市场，特别是资金市场，就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商品市场。布鲁斯说，中国需要在投资方面建立中间金融机构，以帮助企业组织横向的资金流动，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应该通过资金市场分配。外国的专家们当时考虑到中国对私人持有股票还存在着种种疑虑，因此建议先建立债券市场。托宾指出，在国内可以建立一个非货币的政府债券市场，使人们能够在政府债券和银行存款之间进行选择。没有这样一个债券市场，货币政策只能服从于财政政策，要控制通货膨胀就只能压缩财政开支。
在讨论中还涉及到劳动力市场（或劳动市场labor market）问题。布鲁斯指出，中国在相当程度上没有劳动力市场，这使得对国有企业的宏观管理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了限制。他认为，苏联在劳动力流动方面比中国还灵活一些，这值得中国考虑。不过，如何培育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在会上没有展开讨论。
(3)积极果断地进行价格改革
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是实行间接调控的必要条件。而且，上述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和完善市场体系也要求有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科尔奈指出，没有价格的合理化，就没有正确的信息，从而不能对不同部门和不同企业找出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衡量标准。拜特也认为，在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对于“预算约束”的任何程度的加强都是非常可疑的。这时，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有可能损害而不是增进效益。
因此，专家们认为，应当在控制总需求的基础上积极地和果断地进行价格改革，改变价格形成机制（从行政价格改变为市场价格），逐步地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价格体系。而所谓市场价格体系，除了一般所说的商品价格以外，还包括资金价格（利率）、劳动价格（工资）和外汇价格（汇率）。只有当这些价格都实现市场化以后，才能说建立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体系。
（4）实行所有制的多样化
这次国际研讨会，主要是讨论运行机制的改革问题，具体来说，是讨论如何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过，也有的专家在发言中涉及到所有制的改革问题，认为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也是实现市场协调或间接控制的重要条件。
布鲁斯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对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应当肯定，但也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也有使所有制多样化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看法是把国有制当成最好的、最理想的所有制形式，即使在法律上也承认集体所有制的合法存在，但实际上往往把集体所有制改造成同全民所有制没有什么差别的所有制形式。至于个体所有制经济，则往往处在被排挤和被打击的境地。然而，迄今还很难证明，一种所有制形式对另一种所有制形式有绝对的优越性。因此，在经济改革中，应该实现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使各种所有制形式都能发挥各自的优越性。中国农业改革的突出成就和非国有经济活力增大所取得的效果，已经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阿尔伯特则认为，市场的作用比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更为重要，在某些领域实行国有化是必要的，但前提是国有企业也要参与市场竞争，而不能阻碍市场的运转。
（5）建立健全经济信息和经济监督系统
专家们普遍认为，要管好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开放经济，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托宾说，他1972年访华时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时过13年，仍然要再提一次。如果没有可靠的统计资料和经济分析作基础，就不可能作出准确的经济预测和正确的宏观决策。阿尔伯特也强调，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是随着信息的发展而发展的，离开准确信息所制定的计划，往往都是盲目的计划。
为了保证宏观经济间接管理各种调控手段的有效实施，专家们还提出，必须加强有关的经济立法，建立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和独立的审计系统。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对企业的经营成果就很难作出准确的评价，社会资源的配置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益。没有严格的审计制度，就不可能防止企业的欺骗和违法行为，经济法规也无法得到认真的执行。
历时六天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是一次难得的盛会，上述几个方面的讨论成果有不少对于我国的经济改革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巴山轮会议”实际上是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一次高级研讨班。
巴山轮会议已经过去了23个年头，上述的讨论都已经成为历史。不过，从“温故知新”和“温故创新”的角度来看，巴山轮会议仍然有许多东西值得回味；特别是联系到总结我国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回味的东西就更多。以下我想不揣冒昧地提出一些问题来思考：
1.我们现在离改革的目标还有多远?
巴山轮会议关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无疑对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探索具有借鉴意义。尽管1987年“十三大”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和1992年“十四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人自己探索的结果，但巴山轮会议的研讨成果对中国经济改革目标的探索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如果说，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契机，也为巴山轮会议的举办提供了一个前提的话，那么，此后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为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和间接调控的方法。远的不说，即使从1992 年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算起，我国的经济改革又进行了16个年头。迄今，我国在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乃至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我们还不能说，改革的目标已经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完成。无论是从间接调控手段的运用、间接调控条件的建立、市场体系的培育、企业产权的明晰、政企功能的分开、行政性垄断的消除等各个方面来看，我们离市场经济的目标，或者说，离巴山轮会议所讨论的ⅡB模式的目标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布鲁斯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半个ⅠA开始的；到了今天，能否说我们也只不过是走到半个ⅡB呢？看来，只有认识到“改革尚未成功”，我们才能为下一步的改革作出更具体的部署和作出更大的努力。
2.如何总结和评估渐进方式所带来的成本上升的风险？
应该说，在巴山轮会议上，中外学者对于经济转轨的渐进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双重体制并存的问题已经大体上取得了共识，即渐进的转轨方式和双轨并存是为了避免改革中的激剧震荡和降低改革的成本，但必然带来各种摩擦，因此，双轨并存的局面不能维持得太久。
回顾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我国总体来说采取的是渐进方式，只有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和1988年的价格闯关具有激进的因素。其中，农村改革是成功的案例；而1988年的价格闯关则是失败的案例。至于渐进改革中所出现的商品价格双轨制，包括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已经结束。由于到了20世纪90 年代的中期，供求关系已经日趋均衡，加上多年来在价格改革中采取了“一调二放”的方针和措施，两种价格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因此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双重价格的并轨，这应该说是我国双轨过渡的一个显著的成就。
但是，从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体制转换中的双轨并存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对渐进改革都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指出渐进改革的内涵是增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具体来说，就是增量或新增的财富进入新体制（市场轨），存量或原有的财富留在老体制（计划轨）。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留在老体制内财富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而进入新体制的财富的比重则将不断上升，从而有利于最终以新体制来取代老体制。然而，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的许多新增的财富并没有按照增量改革的要求进入新体制。最为突出的事例是大量新增的公务用车都以实物配给的形式进入了老体制。尽管1998年国务院曾经草拟过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的方案，但由于既得利益的阻碍，这一方案变成了一纸空文。
如果我们把视野从产品价格扩展到劳动价格即工资的形成机制，那么，其中的双轨制问题也没有解决。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背景，长期以来，在消费品分配方式上，除了货币工资的方式以外，一直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实物供给的方式，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除了工资制以外，还保留了部分的供给制因素。这些供给制因素特别表现在汽车、住房等较高档次的消费项目上面。看来，这些实物供给因素都要加以工资化和货币化，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劳动价格的扭曲还会带来其它价格的扭曲。在医疗领域，医疗服务价格的偏低和药品（改头换面的新药）价格的高企和由此而产生的以药补医的现象就是这种扭曲的具体表现。
同渐进改革和双轨过渡有密切关联的是寻租活动和租金收入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租金总量和灰色收入有各种各样的估计。例如，有的学者估计，1988年因价格双轨制而引起的租金总量为3569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 (胡和立，1989)。还有的学者估计，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总和大约是13.5万亿，而根据官方数据推算的此项收入为8.7万亿，前者比后者高出4.8万亿，相当于当年GDP的26%，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灰色收入（王小鲁，2007）。不过， 学术界对上述估计在数据的可靠性和方法的科学性上都提出了质疑。迄今，没有一个人能证明自己的计算是准确的，但也没有一个人能否定上述租金和灰色收入的数额是庞大的。
改革采取渐进方式的本意是为了降低改革的成本。但是，渐进方式同时也存在着改革成本上升的风险。在总结改革三十年经验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考察一下如何防止和克服改革成本上升的问题呢？
3.如何划分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功能？
巴山轮会议讨论的一个主题是市场协调下的宏观调控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世界银行的发展研究报告还是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都进一步研讨了如何正确发挥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功能问题。
沿着这条思路来考察一下我国二十多年来改革的成果是颇有意思的。
第一，在个人产品或私人产品的领域，主要是吃、穿、用领域，已经实现了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交由个人来负责。
第二，在公共产品领域，主要是国防、环保、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则通过政府来配置资源，由国家来负责。
第三，在准公共产品领域，主要是教育、医疗、低收入者的住房等，则应该分别通过市场和政府，换言之，分别由个人和国家来负责。这一领域的难点是如何划分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功能。由于这一领域存在着灰色地带，容易发生政府和个人之间互相推诿的问题。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就发生了把这一领域的责任过多地推给个人、过多地依赖市场的倾向，不妨称之为过度市场化（over-marketization）或过度商业化（over-commercialization） 的倾向；最近这些年来，正在纠正这一倾向。但是，界线在哪里，分寸在哪里？则仍然是一个急需探讨的问题。当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有些部门、有些领域（尤其是垄断部门和领域）仍然存在着市场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可以说，我们目前是处在市场化不足（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和市场化过度（不该市场化的已市场化）并存的局面。
4.如何进一步培育要素市场？
巴山轮会议是把培育市场体系作为实行间接的宏观调控的重要条件提出来的。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商品市场的培育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总体来说(除了上述的供给制因素)已经实现了市场化。然而,在要素市场的培育方面，虽然也有若干进展，应该说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巴山轮会议对于要素市场主要是讨论了资本市场的问题。不过，当时关于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的问题还处在动议的阶段，无论是决策当局还是经济学界都还有较大的存疑。因此，在巴山轮会议上，外国经济学家对于资本市场一般都暂时避开股票市场而只提到债券市场，指出发展债券市场可以使人们在银行存款和政府债券之间进行选择。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 今天人们不仅可以在存款和债券之间进行选择，而且还可以选择股票。尽管股票市场的不确定因素还很多，但走到了这一步，不能不说是培育资本市场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步。
培育要素市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培育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在这方面，巴山轮会议只有个别外国经济学家提出问题，没有机会展开讨论。应该说，二十多年来我国在容许劳动力流动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劳动力流动中有形的和无形的地区封锁、部门分割的问题仍然存在。这种状态必然导致工资形成中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得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普遍存在。
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影响劳动报酬形成中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而且影响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之间的合理关系。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1990年至2005年, 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41.4%，降低了12 个百分点（金碚等，2007）。上世纪80年代，人们担心的是出现“工资侵蚀利润”的现象；而今天，人们担心的是出现“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看来，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有针对性的。这说明，在GDP高速增长、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收入都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绝不能忽视劳动收入的相应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劳动群众都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巴山轮会议讨论的是如何防止工资膨胀、如何使工资增长不要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问题，今天我们遇到的新问题是工资增长同利润增长的关系问题。只有正确处理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之间的关系，在企业利润的增长同劳动者收入的增长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的关系，才符合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要求。
培育要素市场中的一个新问题和难题是如何培育土地市场。巴山轮会议根本就没有涉及土地市场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实践中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房地产开发中，土地的买卖就遇到了土地市场极不规范的问题。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土地从无价变成高价，然而，农民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即使是集体所有）并没有从土地的流转和土地的升值中得到应有的利益。土地的买价和卖价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额，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获利空间。如果说，1980年代的产品价格双轨制的获利空间一般是低价的半倍至一倍的话，那么，1990年代以来土地交易中的获利空间往往是数倍、数十倍乃至更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80年代的产品价格双轨制是寻租(rent-seeking)活动的温床，而 90年代以来的土地价格双轨制本身就是一种设租 (rent-creating)活动。既然我们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产品价格双轨制的并轨，为什么就不能尽早地消除损伤群众利益，首先是损伤农民利益的这种设租活动呢？
5.如何科学地和理性地对待经济学的进展和经济学家的贡献——以科尔奈及其《短缺经济学》为例?
中国经济改革的早期，曾经较多地受到东欧改革经济学家的影响。在东欧经济学家中，1980年代初期对中国改革影响较大的是布鲁斯，到了1980年代中期，影响较大的是科尔奈。巴山轮会议期间，正值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中文版刚刚出版，许多青年学子正以极大的兴趣来研读这本书。书中的许多论断，包括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投资饥渴症、外部短缺和内部储藏、数量扩张等等，都对中国的读者产生了震撼性的效应。一时间，在青年学子中燃起了一股“科尔奈热”和“《短缺经济学》热”。就我自身来说，1982年当我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布鲁斯给我开的阅读书单中就有《短缺经济学》的英文版。当时一边学英文一边阅读此书，也觉得非常新颖和颇受启发。巴山轮会议前后，科尔奈应邀作了许多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请他作了一次报告。报告厅内挤得水泄不通，报告完了以后，还有一批青年人围着他讨论问题。当时，在青年经济学者中流传着一种说法：马克思对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了深入的解剖，科尔奈则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作了深入的解剖。
巴山轮会议后一年的1986年10月，我应邀参加了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中国经济改革目标和步骤研讨会。此会由美国比较经济学杂志等单位主办。美方参加会的有雷诺兹（B. Reynolds）、费景汉（John Fei）、邹至庄（G. Chow）、埃德尔曼（Irma Adelman）、拉迪（N. Lardy）等。科尔奈当时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也参加了会议。中方参加会议的有马宾、贺光辉、吴敬琏等以及体改所的一些年轻人。会议结束后，中方与会人员同费景汉教授等共进晚餐。费景汉在晚餐时说：“你们中国大陆经济学界有人把科尔奈抬得太高，把他和马克思相提并论；科尔奈怎能同马克思相比呢？同我费景汉比一比还差不多。” 会后，我还听到美国经济学家们对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有所议论。他们认为，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中的分析是没有真实数据为基础的，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证，即不能算是经验的（empirical）实证，有人甚至说这是实证非实证。看来，对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著作的不同评论应该是极其正常的现象。
时过二十多年，我国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已经成长起来。不过，在一代新人中，有人根本就不知道科尔奈是何人，也不知道《短缺经济学》是何书。
对照二十多年以前的过热和今天的过冷，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出这样的反思：对待经济学的进步和经济学家的贡献应该冷热相济，回归理性，才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呢？
作者赵人伟1987年10月摄于美国密西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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